“房票安置可能会解决一部分安置需求，当然也取决于最终的政策设计和扶持力度以及各区域未来商品房市场的走势和预期。”李宇嘉同时表示，在一线城市中，大概率只有深圳会跟进该政策，北京、上海城中村的改造量并不大。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一把手”霸道行权现象，并提到多个案例，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力排众议“关照”利益关系人。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自家事”，对工程发包、人事任免、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一言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一言堂”，还在用人中大搞“一句话”，任人唯亲唯利，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感觉自己权力很大，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

　　“短期来看，公积金相关政策仍是各地促进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入市、支持购房需求释放的重要举措，在降低购房成本的这一维度下，各地或将继续结合自身公积金使用的实际情况因城施策，推行‘商转公’政策的城市有望继续扩围。”中指研究院认为，整体来看，“商转公”在降低购房成本的同时，也有利于一定程度上释放居民消费潜力。